解讀最高人民法院第273號指導性案例---技術秘密保護的司法革新（中國大陸）

浙江吉某控股、吉某汽車研究院訴威某汽車等侵害技術秘密糾紛案，爲2026年最高人民法院（下稱最高法）發布的知識產權重點第273號指導性案例。該案標的額超6億元，聚焦新能源車企批量挖取同業核心技術人員、竊取底盤核心技術秘密的典型侵權場景。該案精准直擊了科創企業技術秘密維權的三大核心痛點，即權利人舉證難度大、停止侵害判決內容籠統難以落地執行、侵權方拒不履行生效裁判缺乏有效懲戒手段，其裁判思路對於科創企業技術秘密保護、行業人才流動合規管理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原告吉某控股長期深耕整車底盤技術自研領域，經過數年持續研發投入，形成了獨有的底盤調校參數、整車底盤結構圖紙等核心技術秘密，同時搭建了完善的知識產權保密體系，通過分級權限管控、全員保密協議簽署、離職競業限制約束等制度，全方位築牢技術保密壁壘。而被告威某汽車通過批量招攬吉某集團40餘名底盤核心技術人員集體跳槽，直接獲取了原告涉密核心技術。從行業研發規律來看，整車底盤正向獨立研發的合理周期爲3至5年，但威某汽車僅用時28個月，便推出了與吉某底盤技術高度匹配的整車產品，二者技術圖紙、核心調校參數形成實質性相似，足以佐證侵權事實。案件歷經一審、二審審理，一審作出侵權賠償判決後，最高法在二審中大幅調高賠償金額，同時創新確立了可落地、強威懾的停止侵害執行細則與遲延履行金裁判標準，徹底補齊了技術秘密維權的司法短板。通過本案裁判，最高法提煉出可參照適用的裁判規則，重塑了技術秘密侵權案件的司法裁判邏輯。

一、舉證責任倒置

本次裁判嚴格落地2025年修法前《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三十二條第二款舉證規則（修法後第三十九條第二款），明確權利人只需完成初步舉證義務，即可實現舉證責任轉移。根據規定，權利人舉證證明自身享有合法有效的技術秘密且已採取完備保密措施、被告具備接觸涉案技術秘密的渠道、雙方涉案技術構成實質性相似三項基礎事實後，舉證責任直接轉移至被告，由被告舉證證明自身技術具備合法來源，無法舉證則推定侵權成立。法院明確，企業大規模招攬同業核心技術人員，客觀上會形成穩定獲取競品技術秘密的渠道，可直接推定被告具備技術接觸可能性；同時若被告同類產品投產周期遠短於行業獨立研發的合理周期，能夠直接排除自主研發、反向工程等合法技術獲取路徑，據此可推定被告非法使用他人技術秘密。兩項事實相互叠加，權利人即可完整完成初步舉證，無需掌握對方竊取、傳輸、存儲涉密文件的直接證據。

該規則徹底打破了過往技術秘密維權的舉證困境。以往維權過程中，電子侵權證據隱蔽性強，權利人很難直接舉證證明對方的侵權操作，維權成功率極低。而本案確立的間接事實推定規則，僅需權利人提交員工流失記錄、行業研發周期權威數據、雙方技術比對報告等常規證據，即可完成初步舉證閉環。與此同時，被告的舉證抗辯義務被大幅加重，若想要推翻侵權推定，必須提交完整的自有研發時間線、原始實驗數據、研發人員從業履歷、研發投入憑證等全套證據，僅以行業通用技術、自主技術優化等口頭理由抗辯，無法得到司法支持。這一規則也爲企業經營劃定了明確合規紅線，批量挖取競品核心技術團隊存在極高法律風險，一旦產品技術高度重合，企業極易因舉證不能承擔敗訴及賠償責任。

二、細化停止侵害判決執行條款

在以往商業秘密侵權案件審理中，法院停止侵害的判決內容普遍較爲籠統，僅簡單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技術秘密，缺乏具體執行標準和處置細則，導致大量侵權企業通過藏匿涉密載體、換殼經營、轉讓專利等方式規避裁判義務，生效判決淪爲一紙空文。本案明確了停止侵害裁判標準，細化六大強制處置要求。具體執行規範覆蓋生產經營、專利處置、載體清理、內部管控、人員約束、輿情整改全維度。侵權企業需立即停止依托涉密技術開展的自主生產、委托加工及相關產品銷售工作，全面終止侵權經營行爲；嚴禁利用非法獲取的技術秘密申請、轉讓、許可專利，同時禁止以惡意放棄專利權的方式規避侵權責任；所有涉案技術圖紙、涉密硬盤、服務器、存儲設備等涉密載體，均需在法院與權利人共同見證下統一銷毀，或移交權利人保管處置；企業需正式書面告知全體股東、高管、涉案跳槽技術人員及上下游合作廠商，明確侵權禁令約束，杜絕二次侵權；所有接觸過涉案涉密技術的員工及關聯市場主體，均需簽署永久保密承諾書，長期承擔保密義務；同時侵權企業需在國家級公開媒體刊登停止侵權公告，徹底消除本次侵權行爲帶來的行業不良影響。該裁判規則從根源上解決了停止侵害判決難以執行、極易被規避的司法難題。

三、增設遲延履行金計算標準

本案明確了知識產權領域專屬的懲罰性遲延履行金計算規則。爲徹底解決侵權方拒不履行生效裁判的問題，法院可結合侵權主觀惡意、侵權規模、拒不履行義務造成的實際損失等情節，單獨確定停止侵害義務的遲延履行金，形成強有力的司法懲戒威懾。

從實務適用層面來看，本案確立的遲延履行金規則，區別於普通民事訴訟的遲延履行利息，兼具補償性與懲罰性，適配知識產權侵權案件的維權特性，大幅抬高了侵權企業拒不履行生效判決的違法成本。

四、懲罰性賠償

本案二審中，最高法以被告實際侵權獲利爲計算基數，依法適用兩倍懲罰性賠償，最終總賠償金額超6.3億元，同時清晰界定了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標準與獲利計算方式，爲同類案件高額索賠提供了明確司法依據。在侵權獲利認定方面，司法舉證難度被大幅簡化，法院明確可直接採信侵權企業招股說明書、年度財報、產品銷售台帳等公開及內部營收數據作爲獲利計算依據，無需權利人單獨拆分單一涉密零部件的具體利潤，極大降低了權利人的損失舉證成本。在懲罰性賠償適用條件方面，法院明確企業通過批量挖取同業技術人員、惡意竊取核心技術、長期大規模量產侵權產品獲利的行爲，主觀惡意極其明顯，屬於《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的“情節嚴重”情形，司法機關可在實際損失或侵權獲利的基礎上，結合案件情節在1至5倍區間內酌定懲罰性賠償金額。最終法院針對2019年修法後適用懲罰性賠償規定的侵權行爲部分，適用2倍懲罰性賠償標準。

綜上，本案從舉證規則、執行細則、懲戒力度三重維度，完善了商業秘密司法保護體系。其作爲我國技術秘密司法保護里程碑式的裁判，統一了全國法院同類案件的審理與裁判尺度，亦對企業的合規管理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對於廣大科創企業而言，完善內部保密管理制度、規範研發流程、留存完整研發與人員管理證據，是防範技術泄露、成功維權的核心基礎；對於通過挖取同業技術團隊實現技術迭代的企業，本案亦劃定了清晰明確的法律紅線。特提請相關企業注意在人才引進、技術創新的經營過程中，必須嚴守知識產權合規底線，杜絕惡意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