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gust 2025
数位外送平台与外送员间之从属性认定：从台湾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52号民事判决观察
劳动基准法（下称劳基法）第2条第6款规定：「劳动契约：指约定劳雇关系而具有从属性之契约。」因此原则上具备从属性之劳雇关系，即属民法上之雇佣契约及劳基法上之劳动契约。然而，外送平台与外送员间是否具有从属性而应为雇佣关系，一直是外送平台业者在劳动法律遵循上的重要议题。在2025年6月时，最高法院作成113年度台上字第2152号民事判决，认定外送平台和外送员间应为雇佣关系。本件从第一审认定是承揽契约，第二审与第三审则认定是雇佣契约，其见解转变，不仅详述外送员为何因外送平台之经营模式而具备从属性，亦揭示未来法院在此类案件之认定见解。以下说明本件背景、历审判决之见解：
一、案件背景：
原告自2019年8月起担任被告的外送员，双方签署劳务承揽合约约定按件计酬，并未约定固定的工作时间和时数。原告必须自备递送车辆、与消费者联系之行动电话等工具，同时车辆维修、保养、油资和行动电话通话费用由原告自行承担。然而，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应为雇佣关系，因此向台湾台北地方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与被告间之雇佣关系存在。
二、历审判决之见解：
(一)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劳诉字第377号民事判决：并非雇佣关系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依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740号解释理由书之意旨，认定原告得自由决定工作时间、是否接单、提供外送之区域，且原告需自行承担递送车辆和行动电话通话之费用，而被告未对原告设定休假规范和干预提供劳务之方式等情，认定原告是自行承担营业风险并为自己取得报酬而工作，不具备人格、组织及经济上之从属性，因此驳回原告之诉。
(二) 台湾高等法院112年度劳上字第8号民事判决：应为雇佣关系
台湾高等法院则推翻第一审判决之认定，并参照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43号民事判决之意旨，认定被告制定详细的送餐流程及行为准则，已属对原告工作内容进行规范，并具备考核与惩处之效果。此外，被告设计多元的报酬与奖励条件，内容包含取单率、外送时是否使用「官方大保温箱搭配官方安全帽」或「官方大保温箱搭配官方上衣或外套」、以及消费者回馈之评价星数等不同因素，均会影响原告接单与否的行为决定，并具有间接之强制力。又原告加入被告之APP系统平台后，已成为取餐与送餐服务团队之一部分，形成分工之事实。因此，台湾高等法院认定两造间已具备人格、组织及经济上之从属性，应为雇佣关系。
(三)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52号民事判决：应为雇佣关系
最高法院认为，从属性之认定并非指劳工对雇主有绝对的依赖关系，而应依个案中雇主对劳工提供劳务之拘束程度高低而定，因此在数位经济形态下，外送员和外送平台之间的契约关系究竟为何，应依从属性程度高低判断是否属于雇佣契约。原告必须登入被告系统平台（APP）接受被告派单工作，并严格遵守被告之外送作业流程规定，已属将原告纳入生产组织体系；其次，原告提供外送服务是为了被告的营业利益，以及代表被告的品牌；此外，被告能以评分系统、惩罚系统（如暂停接单和终止服务），以及报酬和奖励的提供条件，直接或间接拘束原告的劳务给付方式。因此，最高法院赞同前述台湾高等法院之见解，认定两造间应具备人格、组织、经济上之从属性，并不因原告可决定工作时间、拒单或采按件计酬等因素而受影响。
三、结论：
依据本件最高法院之见解，以及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488号判决亦肯认外送平台和外送员间具从属性之见解，足以发现法院对于此类案件之见解有逐渐趋于一致。亦即，当外送平台制定标准作业流程和惩处规定，且将外送员透过系统纳入外送平台之生产组织体系，并使外送员为外送平台营业之目的而提供劳务时，法院即可能认定外送平台和外送员间具有从属性而应为雇佣契约。后续法院是否更细致化阐释数位经济下的从属性认定标准，将影响数位平台业者的劳动法令遵循，值得持续关注。
一、案件背景：
原告自2019年8月起担任被告的外送员，双方签署劳务承揽合约约定按件计酬，并未约定固定的工作时间和时数。原告必须自备递送车辆、与消费者联系之行动电话等工具，同时车辆维修、保养、油资和行动电话通话费用由原告自行承担。然而，原告主张其与被告之间应为雇佣关系，因此向台湾台北地方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与被告间之雇佣关系存在。
二、历审判决之见解：
(一)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劳诉字第377号民事判决：并非雇佣关系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依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740号解释理由书之意旨，认定原告得自由决定工作时间、是否接单、提供外送之区域，且原告需自行承担递送车辆和行动电话通话之费用，而被告未对原告设定休假规范和干预提供劳务之方式等情，认定原告是自行承担营业风险并为自己取得报酬而工作，不具备人格、组织及经济上之从属性，因此驳回原告之诉。
(二) 台湾高等法院112年度劳上字第8号民事判决：应为雇佣关系
台湾高等法院则推翻第一审判决之认定，并参照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43号民事判决之意旨，认定被告制定详细的送餐流程及行为准则，已属对原告工作内容进行规范，并具备考核与惩处之效果。此外，被告设计多元的报酬与奖励条件，内容包含取单率、外送时是否使用「官方大保温箱搭配官方安全帽」或「官方大保温箱搭配官方上衣或外套」、以及消费者回馈之评价星数等不同因素，均会影响原告接单与否的行为决定，并具有间接之强制力。又原告加入被告之APP系统平台后，已成为取餐与送餐服务团队之一部分，形成分工之事实。因此，台湾高等法院认定两造间已具备人格、组织及经济上之从属性，应为雇佣关系。
(三)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52号民事判决：应为雇佣关系
最高法院认为，从属性之认定并非指劳工对雇主有绝对的依赖关系，而应依个案中雇主对劳工提供劳务之拘束程度高低而定，因此在数位经济形态下，外送员和外送平台之间的契约关系究竟为何，应依从属性程度高低判断是否属于雇佣契约。原告必须登入被告系统平台（APP）接受被告派单工作，并严格遵守被告之外送作业流程规定，已属将原告纳入生产组织体系；其次，原告提供外送服务是为了被告的营业利益，以及代表被告的品牌；此外，被告能以评分系统、惩罚系统（如暂停接单和终止服务），以及报酬和奖励的提供条件，直接或间接拘束原告的劳务给付方式。因此，最高法院赞同前述台湾高等法院之见解，认定两造间应具备人格、组织、经济上之从属性，并不因原告可决定工作时间、拒单或采按件计酬等因素而受影响。
三、结论：
依据本件最高法院之见解，以及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488号判决亦肯认外送平台和外送员间具从属性之见解，足以发现法院对于此类案件之见解有逐渐趋于一致。亦即，当外送平台制定标准作业流程和惩处规定，且将外送员透过系统纳入外送平台之生产组织体系，并使外送员为外送平台营业之目的而提供劳务时，法院即可能认定外送平台和外送员间具有从属性而应为雇佣契约。后续法院是否更细致化阐释数位经济下的从属性认定标准，将影响数位平台业者的劳动法令遵循，值得持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