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立婷 律师
最高法院于108年12月12日作成108年度台上字第3327号判决（下称本号判决），表示法院变更检察官所适用之法条，判断事实是否具同一性，应以起诉请求之基本社会事实，以及构成要件有无罪质上之共通性为标准。
本号判决之事实为，A明知公司应收之股款，股东应实际缴纳，若未实际缴纳，不得仅以文件表明收足。惟为办理B公司增资登记，委由不知情之C，汇款1,060万元至B公司X银行账户后，提领其中1,000万元，改以D名义存入B公司Y银行账户，充作认股缴纳之增资股款，并将B公司经以D名义汇入汇款之存折等资料，委由不知情之E会计师查核签证，出具该次增资资本之股款确已现金收足之增加资本查核报告书。嗣后向台北市政府申请办理B公司增资登记，使仅具形式上审查权之承办公务员认B公司已具备增资登记要件，核准登记，而将该不实增资事登载于职务上所掌之B公司登记事项表，足生损害于台北市政府对于公司登记管理之正确性。案经法务部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移送检察官侦查起诉。
本号判决指出，依刑事诉讼法第300条规定，科刑或免刑判决，得就起诉之犯罪事实，变更检察官所引应适用之法条。亦即法院在不妨害事实同一之范围内，得自由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而判断事实是否同一，应以检察官起诉请求确定其具违法性之基本社会事实，以及犯罪构成要件有无罪质上之共通性，作为判断标准。
本号判决进而表示，查上述事实「公司负责人明知公司应收之股款，股东并未实际缴纳，而以申请文件表明收足」，「使公务员登载于职务上所掌之公文书，足以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又因上揭二罪之犯罪构成要件，既不相同，自属一行为触犯数罪名之想象竞合犯，应依刑法第55条规定，从较重之公司法第9条第1项前段处断。检察官就A之行为，系以公司法第9条第1项罪嫌起诉，原审则认仅系触犯刑法第214条之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名。原审于审判期日虽有告知A可能另涉刑法第214 条之罪嫌，惟并未就起诉书所未叙及而另行认定之上揭事实进行调查，并使A及其辩护人对此有所辩明之机会，则所践行之诉讼程序，尚非完全无瑕疵。就行为人立场，所犯公司法第9条第1项前段及刑法第214条之情形，仅有自然行为概念之一行为，系基于一个办理公司增资登记之意思决定为之，当评价为一个犯罪行为。惟该两者之犯罪构成要件既不相同，如认二部分事实，均已遭起诉，则属裁判上一罪之单一性案件。因其起诉对法院仅生一个诉讼关系，经法院审理结果，如认一部分罪名已经证明，他部分罪名不能证明，自应仅就有罪部分于判决主文内予以谕知；而不能证明犯罪部分，只须于判决理由内加以说明，并载明毋庸于主文内另为无罪之谕知即可。原审却径自变更检察官起诉法条，改论处A使公务员登载不实轻罪，当认有适用刑事诉讼法第300条法则不当之违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