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0.26
孙煜辉 律师
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于民国106年10月26日作成105年度再字第3号刑事判决（下称本号判决）指出，被告书写自白书前既遭刑求逼供，稍后警询中之自白系其在书写自白书前遭警察不当刑求压力之延续，非出于任意性应予排除。
本号判决事实为被告A经起诉以其与另案被告B（已死亡，经不起诉在案）于91年间伙同友人在KTV店唱歌，B并持有制式手枪两支与改造手枪两支，后B因饮酒后随意开枪，遭KTV报警处理，其间B将制式手枪交给A，后警方人员攻坚时，其一警察C遭A以手枪击毙，构成杀人罪。原审判决以A自白等证据认定有罪定谳，经被告A与检察官声请再审，经法院裁定开始再审并更行审理。
本号判决指出，若被告第1次自白系出于侦（调）查人员以不正方法取得，该次自白因欠缺任意性即不得为证据，嗣后由不同侦（调）查人员再次为讯（询）问，并未使用不正方法而取得被告第2次之自白，则其第2次自白是否加以排除，须视第2次自白能否隔绝第1次非任意性自白之影响而定，此即学理上所指非任意性自白之延续效力问题，亦即以第1次自白之不正方法为因，第2次自白为果，依具体个案客观情状加以观察认定，倘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则第2次自白应予排除，否则，即具有证据能力。
本号判决进而指出，被告A原书写自白书前系刑求逼供所致，并于警询中自白，而被告A在检察官侦查中虽亦曾自白犯罪，且检察官的讯问地点是在丰原医院，并非丰原分局刑事组；惟审酌被告A在同日警询结束后不久，即接受检察官讯问，两者时间上非常接近，且被告A至丰原医院接受治疗时，始终有警察在场戒护，其间并被提至丰原分局刑事组遭受不当刑求而自白，嗣于检察官侦查时，并有警察在场戒护，则其原先受警察不当刑求之压力仍然存在。且观被告A于检察官讯问时，并非一开始即自白犯罪，而系在检察官提示其警询笔录时，始自白犯罪，惟仍称「我没有特别瞄准警察的头部开枪」等语，与其在警询之朝警察「头部」开枪之陈述已有不符；又称是其射击的手枪是仿制的，不是制式的，并要求检察官验那二支枪等语，足见其虽有自白，惟仍语带保留，可认被告A所称其在检察官前所为自白，系因警询时受警察不当刑求压力的延续，并非出于任意性，而应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有罪证据基础。
本号判决进而审酌卷内相关事证与鉴定结果，认定本案应系由B持制式手枪连续向C射击三枪致C死亡，并非被告A开枪所致，进而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告A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