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立婷 律师
最高行政法院于109年6月4日作成109年度判字第320号判决（下称本号判决），表示国家负赔偿责任，必先公务员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始构成职务上之侵权行为。
本号判决之事实为，上诉人主张，上诉人A、B之子即诉外人C，因不明原因倒地，经向被上诉人（台中市政府消防局）所属救灾救护指挥中心报案后，指派救灾救护大队X分队派遣救护车，及该分队救护员D、E随同。惟D、E等二人竟未遵守救护相关程序实施急救，且不当操作AED电击器，致使C恶化，在送Y医院救治路上，又因方向错误而延误，致使C送医后即不治死亡。是被上诉人所属救护人员即D、E等二人因前揭过失而侵害人民权利，上诉人依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2项、第5条，及民法第192条第1项、第2项、第194条之规定，请求被上诉人负国家赔偿责任，赔偿上诉人丧葬费、扶养费、精神慰抚金等。
本号判决指出，按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2项前段规定，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时，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权利者，国家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国家依国家赔偿法第2条第2项前段规定负损害赔偿责任，系就公务员职务上侵权行为所负之间接责任。因此，国家对该受损害之人民负赔偿责任，必先有特定之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时，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该特定公务员之行为始构成职务上之侵权行为。
本号判决进而表示，D、E等人于到场救护前，C即呈现OHCA即心肺功能停止之状态，且D、E等人到场救护前，即有被上诉人所属人员持续指导证人对C施行CPR，而D、E等人到达现场后，D即先确认C之生命迹象，仍呈现OHCA，D为C贴上AED贴片，于贴完AED贴片后，并对C右后颈动脉监测脉搏，再依AED指示为C实施电击；于电击后，D再为C实施CPR。E则拿LMA为C建立呼吸道，同时由苏醒球接氧气瓶导管给氧气，实施二分钟后，AED再次建议电击，电击完后，D则继续CPR，并将C搬运至救护车。从相关证据数据可知，D、E等人到救护现场后，为C进行急救而实施AED、CPR等救护程序，符合紧急救护技术员教育训练手册之规范。因此，D、E等人对C所为之基本救护流程行为，并无故意或过失之不法侵害行为存在。